第二天清晨,尖锐的早自习铃声,成了引爆一切的导火索。
我的室友迷迷糊糊地坐起身,习惯性地朝我对面的床铺看了一眼,然后,整个人像是被冻住了。
床上空空如也,被子叠得方正整齐,像一块冰冷的、无人问津的豆腐块。
“沈念呢?”
没有人回答。
短暂的呆滞过后,恐慌像投入静湖的石子激起的涟漪,迅速从我们宿舍扩散,蔓延至整个楼层,然后是班级。苏晓看着我空荡荡的座位,脸色煞白,手指冰凉。班主任几乎是冲进宿舍的,她翻遍了我的柜子和抽屉,除了几件换洗的旧校服,什么都没有找到。
消息像长了翅膀,飞快地传到了校长办公室。
后来我听说,李建文校长是被人搀扶着、脚步踉跄地冲到我宿舍的。当他看到我书桌上那张轻飘飘的、却重如千钧的纸条时,他脸上那层惯常的、勉力维持的和善与镇定,瞬间崩塌,血色尽褪。
“你们要的公平,我给你们。”
他捏着纸条的手抖得厉害,纸张簌簌作响,他眼前发黑,差点一口气没喘上来。
“找!给我找!!”他几乎是嘶吼着,对身后闻讯赶来的王正言、班主任以及一众行政人员喊道,“查所有监控!立刻联系她家长!动用你们能想到的一切关系!就是把这座城市翻过来,也要把人给我找回来!!”
整个学校的行政系统像被捅了的马蜂窝,疯狂地运转起来。电话铃声此起彼伏,保安室的监控录像被反复拉取查看。但结果清晰而残酷:凌晨三点零七分,我背着双肩包,拉着一个灰色的行李箱,独自一人平静地走出了校门,然后,拐过一个路口,便彻底消失在了所有监控探头的视野盲区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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